如果说仅仅把相学定义于观人命局的话，你的认知将无端的失掉更大的视野空间。相学之法或者说相人之法，最早就是起源于相地，山川河流，地势居所都是以相为本，面相也是在这些的理论基础上渐渐形成的相人之法。
可以说相学的根基，是源于自然，成于社会，只要认真去从学术和文化历史的高度研究古代相经，你会发现，其早期的思路单纯而明了，特别是汉代以观人福祸为重心，之后几百年间，对于区分人的贵贱为相人之本，再过后则渐渐复杂化，各方术士，方士，甚至于传说中的神仙，也都有流传其相人决窍，又特别由明清开始，相法以复杂多变整体溶合为方向，最终由单一走向庞杂，由庞杂走向细致丰富的学术演变。那么相学如何观时代呢？简单说，一人之相为命，众人之相则为社会。
当运用传统相学在验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古时之相多极端，贵贱和贫富，夭，寿，祸福等等，都是很单纯很简单的，可谓是特点分明，一眼即能明了，也可以说成是好与坏处于比较明显的区分状态，更容易出现表现极端的古，怪，奇等面相，可以从旁看出，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的身分地位，高贵与贫贱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人们的思想也较为单纯，而当出现了古，怪，奇等面相的人时，则预示着社会将出现大的变革，因为这三种面相之人，都是拥有突破时代命局的能力体现，古相多以山人神仙者，时代渐行没落将要混乱，怪相多以传奇能人圣者，社会将要出现新的思潮和文化风气的变化，奇相多以成就功业者，代表着社会将要出现翻天覆地的震动，甚至改朝换代。当然是任何时代都有上述三种相，只是出现的条件和情况比例不同。
在后来的几百年封建社会发展中，特别是文治武功强大的鼎盛时期，随着社会化的进步，更多的人开始能够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突破局势框架，人的贫富贵贱便不可能如以前那个简单明了了，相法开始出现了多种方式和不同的方向去更细致的论证，可以说盛唐之后的几百年时间内，是相学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相理特点，不再依托于观一点定一生，而是接合多种条件的综合分析，甚至多种渠道的理论进行验证。
明清时代，是相学大成的时代，不仅开始传抄记录收集历代相法，更是将多种相法的优劣选取和淘汰都作了细致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学中的学术发展后的整理过程，而那个时代的相法，对于人生的长远规划重视不多，而对于新生儿，夭寿，福运，包括几日的运程都做出细致的研究，明清时代的人，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包括生活工作的细节上的把握都大大超过前期，从一些古老的相片上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人的形貌已经是重利而轻义，重实利而远方略，顾眼前而忘长远的状态，属于社会发展末期，纵欲享受势利争斗的风气非常明显。
在八十年代之前，比如三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家从那时的相片可以看出，气运不旺，条件困难，但思想单纯，神光不乱，少见肉润丰满者，多见青瘦枯黄者，却大多数眼中分明，清澈，是社会复苏的状态，到了九十年代，条件改善了，形上丰满了，但那时的人，也就是六十到七十年代生的人，有一些人出现神中多亢奋，浑浊，喜享受取巧而少实干，到了现代，不仅神上昏暗，飘浮，散乱者多，且形貌上也宽突凹陷不齐，歪斜，可以说一抓一大把，同时也有形貌神色都十分出众之人，虽然分化并不严重，但趋势却很清晰，这个时代的人突出自我个性却又陷入对未来的迷茫，经济再好，也无法满足于精神需求，这预示着，社会容易动荡，而且文化即将回归，对于精神修养的需求会渐渐超过物质需求。
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曾公开的讲过，他需要找到弟子学生，都要是帅哥靓女，形貌气质都要出众，不懂的人会认为那是势利那是以貌取人，不公平的思想，实质上，没有大量的阅历和实检去验证，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因为在未来，修养和智慧的高低是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的力量。
在小日本，一亿多人口的国度里，就有了六十万以上的职业相师，其实并非是什么简单的经济发达的原因，而是社会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因为不仅需要相师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中进行研究分析，也需要通过相学，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趋势。
中国历史应在习近平时代转弯 已呈现不同的面相
大凡历史上的执政者，若能被人冠之以“某某时代”，足可见其对一个国家命运走向的重要性。典型的，如美国历史上的“罗斯福时代”，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社会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大胆改革，迅速将美国社会从自由放任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型为“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比如中国的近邻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依靠杰出的政治智慧，打造出了令世人称赞的“新加坡模式”，从而开启了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949年建国后的中国历史，能够被冠以时代称谓者，前有“毛泽东时代”，后有“邓小平时代”。
身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疑在当下的中国人心目中占有更高的地位，这从中国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受到热议和追捧便可窥见一斑。毫无疑问，邓小平开启了新中国走向历史正轨的“邓小平时代”，如傅高义（Ezra Vogel）在《邓小平时代》中所言：邓小平把中国这样一个烂摊子操持得开始向正常化生活迈进。
从中共“毛邓”并举的策略，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今后的走向：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基本不可能，中共若要维系统治合法性，必须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同时改革的出发点必须为民众谋利益。
如今，作为“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继承者，习近平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期许。按照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民众是否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期盼：引领中国社会二次转型的“习近平时代”到来了吗？
明眼人都清楚，“邓小平时代”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吃饭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问题，却没能解决中国遗留数千年的制度因循守旧问题。然而一条腿走路，跛脚的改革暗含着巨大的隐忧，今天，这种隐忧已成为现实，因此傅高义在书中有过度美化邓小平之嫌。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开启了一个美好时代，也打开了潘朵拉盒子。
公权力的嗜血无度即是潘朵拉盒子放出的一个恶魔，也是吞噬改革红利的罪魁祸首，原因在于：公权力的泛滥无节制将会使民心垮掉，道德溃败，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的根基。
历来执政者肯定都能看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所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改革屡屡失败。“习式”改革呢？曾有学者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总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改革多为统治者谋利益；其二，改革者权势较弱；其三，改革者魄力不足，修修补补者多，真心变革体制者少。
从上述改革失败的原因来看，“习式”改革至少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相。重拳反腐、整风，打击权贵与官僚利益，这些举措表明“习式”改革有向当局者利益开刀的决心，且收效显著，民众受到鼓舞。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政治动向，可以看出，习近平在着力弥补“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改革缺陷。就在打掉大老虎周永康后不久，中共高层就宣布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除法治外，民生是困扰当下中国社会又一棘手问题，同时也是法治缺位所造成的恶果。由公权力腐败引发的民生腐败在中国是一盘很大的棋，涵盖了诸如教育产业化、医疗腐败、房地产利益链等环节。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利益资本过度集中在权贵手中，社会“逆淘汰”现象愈演愈烈。
很显然，转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这与“邓小平时代”重开放、轻改革有关系（当然其中的历史责任不能由邓小平一人承担）。而“习近平时代”要想突破前人，必须既改革、又开放。现如今，“习式”反腐与“习式”外交并举，相互映衬，中国社会学会两条腿走路的时代到来了吗？
一部改革大戏的上演，精彩之处不完全取决于主角，“邓小平时代”有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赵紫阳、习仲勋这些配角的鼎力相助，更有亿万民众热烈拥护改革的呼声；“习近平时代”除了民众的热烈期盼外，谁能担当那些重要的配角？
三十年前，珠江岸边，邓小平高瞻远瞩，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三十年后，习近平能否借力改革契机，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续写秋天的童话？
